《罗马盛衰原因论》导读
编者按：文本作者为洛文塔尔（David Lowenthal），蔡乐钊译，刊于《经典与解释》第43辑《孟德斯鸠论政制衰败》，娄林主编，邱晨曦等译，华夏出版社，2015，页2-19。
Ancient Rome 油画（Giovanni Paolo Panini 绘于1757年）
01
一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的发表时间大约处于《波斯人信札》（1721年）和《论法的精神》（1748年）之间。今天，它在三者之中最不为人知，尽管这不能归咎于这本书本身。它也许是尝试理解整体罗马史的最早（无疑是最早之一）努力，而在这些努力之中，迄今能与其比肩者——如果有的话，依然寥寥无几，虽然孟德斯鸠的著作为其形成贡献良多的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已走过一个半世纪，而且如今对其哲学先驱们充满鄙夷之情。吉本（Gibbon）在其《自传》（Memoirs）里写下这段话时，心里想到的作品之一也许就有这本书：“……可是我经常研读孟德斯鸠，乐此不疲。他那充满活力的风格和大胆的假设，有力地唤醒并激起那个时代的精神（genius）。”但是，为了理解此书，我们必须把它置于政治哲学而非历史的背景中，这也是它的主要价值所在。有史以来，在这一题目下，它是一位哲人对某个特定社会（更不用说它的整个历史）进行广泛分析的少数例子之一。能与之相比的论罗马的著作，唯有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Discourses），两部书有着很深的内在亲缘。不过该书无论从结构还是意蕴上看，都比《论李维》更简单。在大部分篇幅中，它采用一种历史框架，始于罗马的起源，终于罗马的崩溃；在某些方面，书中教诲也没有那么隐晦。
这并不意味着《罗马盛衰原因论》把内容径直灌输到读者心里；相反，这部书写得颇为谨慎，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只是其表面的的简单和率直掩饰了这点，惟有目光如炬且深思熟虑的读者能洞烛幽微。这不是一部开诚布公的作品。事实上，它甚至不肯透露自身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孟德斯鸠另外两部主要著作截然有别。它既无序言，书中其他地方也没有声明其意图。因此，我们必须推测它的目的。它那信息异常丰富的标题，表明孟德斯鸠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展现罗马的一般历史，甚至也不是其伟大和衰落的历史，而是叙述其伟大和衰落的各种原因（causes）。罗马人（Romans）——一个超越各种特定政治形式的实体，而不是他们的共和国或帝国本身，才是作者研究的对象。[1]
The Romans in Wales
在某种意义上，孟德斯鸠是一名政治生活的政治观察者，他在书中并没有尝试对伟大和衰落作出鲁莽的“科学”定义。他相当频繁地使用“伟大”（greatness）一词，“衰落”（decline）则用得较少。“伟大”传达出幅员辽阔（large size）和权力（power）的观念（我们分别从自然[physical]意义和政治意义上这么说）。罗马疆域拓展得越宽，其权力越大，它就越伟大。但是权力是一个国家伟大的结症所在，大量事实表明，对于孟德斯鸠而言，权力不外乎是强迫其他国家的能力。相应地，“衰落”的主要含义就是日益虚弱。
“伟大”的第三个面相，或者说道德面相，与其政治面相有关，但两者并不等同。罗马人的权力得自罗马人的美德（virtue），即得自一些伟大的道德品质。一个具有中人之资的罗马人单纯、坚定、诚实、勇敢、守法且爱国；他的领袖是些特别敏锐的人，具有异乎寻常的奉献精神。这些美德起源于一个为生存而不断与人争战的小社会的特殊环境，孟德斯鸠从不认为它们是人类所向往的那种自然的完美。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引起孟德斯鸠毫不掩饰的赞赏，并且被他视为不仅是构成罗马人、而且是构成人类的伟大的各种元素。不知为何，这些美德具有一种超越其起源的特殊性之上的地位，适用于人类本身，但作者从未告诉我们个中的理由。
尽管孟德斯鸠似乎认为，这些道德美德（moral virtues）有着固有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社会方面的用处，他确实特别地将它们与小共和国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尤其是古代城邦。他对城邦的刻画鲜活而深刻。近代罕有能与之匹敌者，而那些能与之抗衡的人，诸如卢梭和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都受到了他的启发。他向我们展示了城邦与诸神的关系，它的共同命运感和悠久的习俗，它的居民共同参与的共同生活；他让我们看到，自由的罗马公民，参加战斗和统治，由此而发展出一种对个人骄傲和爱国野心的敏锐感觉；他揭示了罗马社会中高级元素和低级元素之间的不和及其后果。在这些环境中，这个古代共和国既培育出道德美德，同时又受道德美德的滋养，由此产生一个权势赫赫的国家。确实，孟德斯鸠暗示说，正如我们在罗马这个例子中所见到的，没有什么敌得过一个为持续征服——亦即，为稳固地增进政治权力和伟大——而诞生的共和国。
Fall Of Roman Empire Quotes
02
二
罗马的权力在早期诸王的治下崭露头角，在共和国时期臻于顶峰，显然，是庞培（Pompey）“……完成了罗马的伟大这项辉煌的工作。”但是，那时罗马内部的腐化已经显而易见，无可挽回，共和国再也撑不下去了。帝国取而代之，它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继承自共和国的习惯和制度来维持自身。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三世纪末期之后，帝国才“……一步步地从衰落走向沦亡，直到它突然间在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和霍诺里乌斯（Honorius）治下轰然倒塌”（约公元400年）。
如果像孟德斯鸠告诉我们的那样，庞培在国外的征服并没有真正增进罗马的权力，那就必须区分真正的伟大和表面的伟大。单是疆域，乃至持续的征服，还不足以表明一个国家的真正权力。它此时的敌人也许很弱；它的辽阔可能成为它的负担而不是有助于它。长远来看，归根到底，一个国家的实力取决于国家内部的健康。很难说罗马在何时达到了其真正权力的顶峰。公元前一世纪的内战与其说阻碍不如说促进了它的征服，但是这些内战证明，腐化已经深入骨髓，最终不得不通过摧毁共和国来贬抑罗马的权力。孟德斯鸠在某处笼统地把这种腐化的日期追溯到罗马的扩张超出意大利时，他在另一处特别指出“……他们对安条克（Antiochus）的战争是他们腐败的真正开端。”这意味着共和国内部的衰落大约始于公元前200年，再过一个半世纪它就完全腐败了。
罗马之伟大有许多原因：公民的美德、执政官制度、元老院的智慧、人民的有限影响，集中精力进行战争、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战利品均享、平分土地、监察官制以及政治权力的广泛分配。人民对国家充满一种热烈而不屈的爱，元老院维持一种不断把罗马的敌人引向失败和臣服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因此，一旦罗马形成这种共和体制，使罗马变得伟大的，就是这种体制，而非特定的个人。在孟德斯鸠笔下，在这一体制垮掉之前，个人几乎从未重获其特出的地位。
罗马的衰落是其征服的结果。身处远方的罗马将领和士兵们日益丧失公共活力（public spiritedness），财富和权力越来越不平等，奢侈与贫困各趋于极端，派别之争加剧，随之公民权延及其他民族，罗马人的共同身份感也丧失了——这一切使得共和国无法维持。孟德斯鸠还留意到伊壁鸠鲁主义对罗马道德风尚的腐蚀作用，他还暗示了，其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传播，破坏了罗马爱国主义和美德所依赖的宗教和道德信仰。
Römische Geschichte, 63 v. Chr.
（公元前63年的罗马历史人权委员会）
孟德斯鸠以共和国的道德和政治标准来判断帝国，藉此表明，在他看来，人类的衰落一般发生在从前者过渡到后者的转变中。起先，帝国更欠缺的是自由、安全和美德，而不是对外权力。从奥古斯都（Augustus）到卡里古拉（Caligula），僭政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人们努力保持和平时期帝国的领土。随着皇帝们越来越独断、严酷并受恐惧的宰制，元老院和人民被剥夺了它们的政治职能和尊严，变得奴颜婢膝，遭人唾弃。然而，尤其是从涅尔瓦（Nerva）到两位安东尼（the Antonines）时期（公元96－180），帝国也有过片刻的辉煌。在整本书中，对单个人的最高赞扬留给了图拉真（Trajan）皇帝——“有史以来最有造诣的君主。”孟德斯鸠也夸赞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并用钦佩的口气提到廊下派，与伊壁鸠鲁主义恰成对比，它有助于产生此类统治者。然而，在两位安东尼之后，帝国堕落为军队的暴政，之后是各皇帝更加隐蔽和内敛的暴政。它从三世纪的蛮族入侵中恢复过来，但是随后帝国的权力被瓜分，一在东，一在西（约公元300年）。最终，古代罗马人的军事美德和习惯被他们自己抛弃了，蛮族洗劫了西部帝国（公元400年）。
03
三
孟德斯鸠决定集中论述罗马的伟大或权力这一主题，这就已经表明，他对那个关键的哲学问题的解决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他更青睐的是马基雅维利。如果权力才是衡量政治价值的准绳，那么这一准绳就不能是通常所谓的道德之善。因此，他必须避开希腊政治哲人针对斯巴达和西塞罗针对罗马提出的那类道德批评。他既然背离了古典著作的“乌托邦”标准，采纳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就必须愿意在关键时刻为政治上的伟大而牺牲道德美德。尤其是在一个国家的外部行为上——内部事务亦然，许多东西都不能指望通过道德美德来寻求。因此，罗马对战争乃至侵略性征服的倾心，它在外交政策上的败德恶习，它对奴隶的使用，它内部的派系纷争，这一切必然要么不受严肃的批评，要么得到明白的赞许。
Machiavelli（马基雅维利 1469-1527）
在分析罗马覆灭的原因时，孟德斯鸠说过，倘若罗马不曾越过意大利的边境寻求支配的权力，它本可以作为共和国而存续的。他确实建议明智的共和国不要拿他们好运或厄运去冒险，永远保持现状，不加扩张。然而，不久之后，他就默认小共和国的“好法律”必然会导致一种结果，即促使它去征服别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大，直到它再也不能维持共和形式的政府。在这里，共和帝国主义相当于某种接近必然和自然状况的东西，而这一假设，再加上孟德斯鸠对罗马的伟大和它获得伟大的手段的赞赏，其实际效果与马基雅维利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坦率的拥护并无太大差别。
关于如何决定一个恰当建立起来的共和国的内部构造，马基雅维利认为取决于该共和国是想像斯巴达和威尼斯那样实行非扩张主义，还是像罗马那样的实行扩张主义。在深入思考这个抉择后，他认识到，实行扩张主义的共和国不能避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内部不睦，因为随着平民人数的增加，仗着他们军事上的重要性，他们就有胆量与贵族争夺最高权力。他一开始的决定就偏向采纳罗马的进路，理由是必然性有时可能会迫使斯巴达类型或者从事一种完全不适合它的扩张，或者被战争带来的过度自由削弱；在两者之间走一条稳妥的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故而，为避免这些风险，更好的选择是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实行扩张主义的、有纷争的共和国。相反，孟德斯鸠似乎连斯巴达这个选择也不认可。他承认，罗马和斯巴达是共和国最强大的类型的典范，这种类型建立在激情或爱国主义之上；但他也坦率地否认，一个自由共和国可以是一个由士兵组成但却没有内部不和的国家（斯巴达过去就是这样）。这就使得罗马人的解决方案看似比我们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所见的还要自然。
古典政治哲学设计的最佳政体，是为了体现人类存在的最高可能性。尽管这些政体颇强大，它们主要的目标却不是征服或战争，而是一种高贵的生活，追求一种由最好的人支配并且和谐与稳定在那里占上风的民政环境。不能绝对保证这些政体长盛不衰，不用冒在战争中失败和在和平中腐化的危险，尽管能相当好地为它们提供这种保护。也不能因为它们所需的道德教育的困难，或是它们罕有可行的环境，就抛弃这些政治构想。但是，构想一种高于任何一国所践行的美德的人类美德，这就产生了各种需求和风险，而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步其后尘）对此是很不耐烦的。一旦这两个人都断定，他们不能批评斯巴达类型对战争的倾心，他们就转向拒斥斯巴达的防御而偏爱罗马的进攻，进而支持推行帝国主义的罗马那无与伦比的政治上的伟大。
The Battle of Plataea in the Persian Wars
鼓励人们效仿罗马确实消除了某些风险和困境。然而，这也定会使得卷入其中的共和国在它寻求的战争中冒着存亡的风险，不断地陷入内部的不和中，倘使它的帝国主义证明是成功的，它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某种类型的暴政。这就完全背离了这种教诲的原意，它并非为此而普遍地去激发起各国的好战之心，并激发起不切实际的企图，去创建一个罗马类型共和国。为了更符合现实并避免偶然的弊端而做出这些选择，肯定会受古典作家的谴责。偶然性，以及对构想出来的人类卓越品质（excellence）的审慎运用，是比这些严酷的、强加给自己的必然性更和善的主人。有的人热爱道德上的伟大和共和国的总体优势，他们宁愿眼见共和国被偶然性击垮，也不愿目睹由于自己当初选择了扩张主义而必然出现的僭主推翻了共和国。
区分政治上的伟大和道德上的伟大，并使前者而非后者成为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所付出的代价便在于此。马基雅维利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在他看来，古典哲学的道德美德在人性中没有基础。但是孟德斯鸠似乎意欲保存道德美德的尊严，虽然他同时拒绝仿效古典作家作家，不愿让道德美德成为政治生活的直接目标。最好的证据就是他给图拉真的熠熠生辉的颂词。一开始，他就称图拉真是一个伟大的治国者和将领，而不是称赞他那高贵、伟大和美丽的灵魂和他的美德，结尾又将他形容为“最适于为人性增荣，充当神性的代表的人。”在这里，孟德斯鸠暗示，最好的君主就是最好的人，统治中展示出来的道德美德构成人的主要目的，也是人的伟大的主要判准。
这篇颂词听起来更具古典风格，而非马基雅维利风格。孟德斯鸠承认，他在读到关于马可·奥勒留的记述时产生了一种温柔的感情——就像早些时候他见证了西塞罗与共和国的最后拥护者的友情，这当然不是马基雅维利的风格。尽管如此，孟德斯鸠没有像古典作家那样使用他所钦慕和热爱的美德。他没有把美德至上的生活当作政治社会生活的楷模。图拉真在他笔下是一个征服者，甚至马可·奥勒留的廊下派思想之所以受到赞美，是因为它的道德和政治效果，而不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哲学的固有价值，或是由于哲学思考这种行为本身。总之，我们没有瞥见哪一种卓越品质是基于沉思而非基于行动，且行动从沉思中得到灵感、引导和约束。战争行为，而不是理性思考，才是人类社会的楷模。这就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洞见，即把限于行动和政治的兴趣与战争的兴趣联系起来。最终，孟德斯鸠不可能比马基雅维利更相信人类依其本性就适于过理性和美德的生活，或是政治生活要受理性与美德的引导。但是，如果道德美德与人的本性不一致，它的价值的根源何在？如果不想让美德遭受这种新教诲致命的一击，不就得为之作一清楚的辩护吗？
CIcero: On Rhetoric（西塞罗 前106年-前4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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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说，罗马是比斯巴达更好的选择是在幕后作出的决定，那么在说明罗马优于迦太基的本质时，孟德斯鸠却更加开诚布公。我们犹记得，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不到一个世纪，在亚里士多德眼中，迦太基兴许还是所有现实的政体中最好的一种，甚至比斯巴达更胜一筹。亚里士多德没有唤起人们对它的商业性格和帝国主义的注意，正如他不大关心它是一个非希腊或“野蛮的”城邦。但是论到它的缺陷，他举出它对财富的倚重以及人民议会的某些权力。在孟德斯鸠看来，相对于罗马，迦太基的主要弱点与此类似，也在于它的商业性格和人民掌握过度的权力。另一方面，罗马却不是一股商业力量，它的帝国主义主要源自野心而非贪婪。因此，它的道德美德，它对战争的倾心，它在战争中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它明智的领导，要比迦太基更伟大，而这一切，最终会使它居于上风。尽管如此，迦太基给罗马造成的威胁比此后的任何威胁更严峻，孟德斯鸠把最高级的（the superlative）“古人呈献的最出色一幕”，留给迦太基人汉尼拔（Hannibal）的壮举。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商业帝国主义共和国在力量上终究不敌那个非商业或农业帝国主义共和国，在后者的手下灰飞烟灭。
孟德斯鸠踵继马基雅维利，赞成在国际舞台上使用诡计和强力，并承袭了他对非商业帝国主义共和国的热情。但是孟德斯鸠并没有教人们动用诡计和强力来实现或维持暴政，或为私人的邪恶助威。相反，他一贯严厉批评损害自己国家的僭主，从未积极鼓励君主或个人的那种精明的残忍。在少数场合，他可能会表示情愿不提伟大而无情的人犯下的严重过错——例如，他关于塔昆（Tarquin）、凯撒（Caesar）甚至塞维鲁（Severus）说了什么而没说什么，但是，他这种保留态度更突出了他对马基雅维利的修正或纠正。他采纳的原则似乎是负责的政治哲人或治国者必须永远以促进共同利益为己任，而不是追逐一些纯粹的私人利益，而且必须尽可能不要助成僭政的事业——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可能的政体中最坏的一种。
尽管孟德斯鸠歌颂过诸如图拉真或马可·奥勒留的统治，罗马政治上或道德上的伟大的源泉，在他看来却是共和政体。不惟如此，这是一个在内部不睦的压力下，由贵族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转化的政体。与古典作家不同，孟德斯鸠原则上不排斥有派系纷争的共同体这一思想；暴乱可能是它正常运转的一部分。他甚至在使天体循轨道运行的作用与反作用中发现了这一思想的宇宙论基础——派生自牛顿的物理学。不过，他在此处探讨罗马各个相争集团的可欲性时，不如马基雅维利那么直白；他不太愿意坦承，罗马的不一致的和谐所欲达到的“真正和平”，就在于不断征服它的邻邦和敌手。
The Atlas of Ancient Rome: Biography and Portraits of the City
在探讨罗马的国内政治时，孟德斯鸠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狂热的民主派，甚至也不像马基雅维利，是与权贵（patricians）或贵族（nobles）的事业对立的人民[2]事业的正当性的支持者。他的确说过，最幸运的共和国是那些没有世袭特权等级的国家，但他只是强调一个事实，即这个等级为人民所厌憎，而不是它做了什么不义的事情理应受人民厌憎。在勾勒罗马的内部冲突时，他奇怪地保持着超然的态度，他还是没有站在人民这边反对特权集团。有一个主要的例外，虽颇有说服力，却不太明显：他引用了那位不走运的提比留·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的一次演讲，其中指责贵族对土地不要太贪婪，这就含蓄地批评了支配等级的寡头政治倾向。然而，总体上，他对富豪和名门贵胄的批评不如亚里士多德本人那么直白。同时，尽管他完全意识到罗马人民的美德，他却总是赏识元老院高高在上的主导美德，并把人民不节制的自由和权力视为一大弊端。简言之，孟德斯鸠似乎偏爱这样一种共和国：那里的人民有足够的权力来保护自己免遭严重的不义之举，但没有足够的权力来操纵国家。这一任务必须留给另一批人，他们以此为主要职业，并且凭着他们的长久且丰富的经验，有能力维持这些深思熟虑的政策，使之代代相传。在此，孟德斯鸠贴近了古典作家的观点——假若我们不考虑他让元老院作为最高目标来追求的帝国主义。但是孟德斯鸠会说，恰恰是这种对征服的倾心，产生了这个共和国引以为傲的其他优点——它的内部自由和安全、它的伦理美德，当然，还有其元老院引人瞩目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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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罗马盛衰原因论》里最具理论色彩的陈述中，孟德斯鸠断言，是一般的精神（moral）和物质（physical）原因，而非偶然性或特殊的原因，统治着世界并解释了罗马的伟大和衰落。在此我们不可能探讨他会怎么定义这里涉及的基本术语，或者追问他的论文是否给伟人的行为或偶然的影响留有足够的空间。尽管如此，很明显，书中并没有弥漫着自然的（physical）、历史的或神学的目的论。孟德斯鸠把罗马当作一个完全“自然”（natural）现象（就该词的现代意义而言）来处理，有比其他国家更易辨认、更令人难忘的开端、中途和终结，需要结合一般和特殊的原因来进行解释。他就像一名笛卡尔信徒那样写作，不像笛卡尔（Descartes）本人和其后的帕斯卡尔（Pascal），他不肯将人类事务的领地丢弃给特殊性、偶然性和无法理解的东西。在这个规划中，神灵的或超自然的力量、奇迹——或者，更宽泛地说，特殊神意的神圣行为——扮演何种角色，他从未细说，只是点到即止。一般的“精神”原因之间也没有神灵影响的立足之地。与“物质”原因相对的唯一的精神原因，似乎就在于人类变动不居的观念以及与这些观念直接相关的制度、习惯和行事方式；关于道德性（morality）的观念只是为数众多的观念或精神原因之一。作者也从未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理论原则问题，精神原因和物质原因如何互相关联。这部作品自然而然地专注于精神的或人的原因，虽然也没有忽视诸如气候、地理和土壤等物质的影响。在各种各样的精神原因中，孟德斯鸠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关乎罗马生活的关键问题的原因，因此也就是那些政治原因。他对社会的、经济的、军事的、技术的、智力的、宗教的和其他种类的精神原因的影响十分敏感，但总是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罗马政治体的本质和行为。是政治共同体而非其他，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核心。
Descartes（笛卡尔 1596-1650）
《罗马盛衰原因论》不仅在构思上独立于宗教：它还有一种强烈的反基督教意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满怀同情地复活了罗马的伟大这一形象，不过，同一意图的更具体的迹象，也大量地散布在孟德斯鸠所说的和未说的话里。譬如，他以引人瞩目的坦率谈论异教徒自杀背后的动机，此后不久，他声称图拉真是“最适于为人性增荣，充当神性的代表的人”，接着就毫不吝啬地赞美起这位廊下派信徒，显然把他与自然和人性而非基督教的上帝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诸如基督诞生、基督教的传播、它受到的迫害、君士坦丁（Constantine）对它的宽容和尤利安（Julian）的叛教这些重大的基督教（和罗马）事件，却被埋在死寂的坟墓里——他根本从未直接叙述过，也鲜有提及。当读者已经习惯对于基督教的存在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论述阿提拉（Attila）和西部帝国的崩溃的第十九章，突然以一个连本章标题也没有指出的话题开始。这个话题就是当时风行的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的争论：基督教对罗马的崩溃是否该负责任。孟德斯鸠花在异教立场上的笔墨稍多于在基督教立场上的笔墨，之后，他把如下观点归之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古罗马人，由于某些人类的美德，得到一些像这些美德一样空洞的酬报。”他并不试图直接平息这个争论，但他引用的这句话优美而简洁地揭示了他的作品的意义。之后整个问题突然间就中断了，他接着表现出对匈奴人阿提拉的人格及成就的非同寻常的迷恋。
对基督教的批评在接下来论查士丁尼的一章中开始升级，在讨论孟德斯鸠所谓的东部或希腊（不是罗马）帝国的最末三章，这种批评达到最强音。他比较了异教罗马的宽容和基督教的查士丁尼对基督教异见分子和非基督教派别的灭绝政策。他描述了希腊人对异端的搜捕，他们如何丧失了对其君主的服从。他提到基督教趋向于放宽对与宗教无直接牵连的罪行的惩罚，包括叛乱。为说明伊斯兰教为何能迅速征服基督教的东部帝国的某些部分，他援引了“一位闻名的作者”，[3] 大意是说，疾病（sickness），或虚弱，是一个基督徒的真实状态，他非但没有否认这点，还将这句箴言用于基督教会的状况，声称当教会的世俗扩张和权力最受限时，即当它“病得最重”时，才是它处于真正的巅峰时。他描述了希腊人的狭隘眼界，他们的迷信和愚顽，他们无休止的宗教动乱，他们的胆怯懦弱，末了，还有他们对政治行动的漠视，竟至于危及生存的地步。
孟德斯鸠在结束他对希腊人的批评时，谈到区分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基本需求。他赞许地引用了罗马人对这个问题的古老解决办法，即虽然区分了这两种权力，但实际上没有独立的神职人员，从而把至上的宗教权威赋予最高的政治权威。因此，我们必然得出这个结论：孟德斯鸠认为基督教是（西部和东部）罗马帝国衰落的助因，恰如伊壁鸠鲁主义促进了共和国的衰落。但是即使没有基督教，这个帝国也处于腐化状态，孟德斯鸠详述希腊帝国和基督教之间的关联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阐明基督教对政治生活的根本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一部思考罗马人的伟大及衰落的作品，却以显然是献给希腊人的三章书收尾。面向来世的希腊人——其最不受限制的形式是指基督教——恰好是罗马共和国直接对立面。
Religion in Ancient Rome 古罗马宗教
在为古罗马的政治生活欢呼时，孟德斯鸠不仅摒弃了古典政治哲学和基督教：他显然也拒绝了现代理论和实践。他很少对现代的东西表示赞许，而且经常只是附带提及。他确实对诸如航海的进步、沟通技术扮演的防止各种针对国家的阴谋的角色、伯尔尼的瑞士共和国的命运、欧洲君主比罗马皇帝更有限的权力，以及英国政府固有的自我纠正功能之类的东西表示赞赏。他认为，帝国时代罗马为没收公民财产而将他们处死的惯例已不再可能，这要归功于更淳良的风俗和一种“更克制的”宗教（即基督教）。他承认，罗马人对儿童和奴隶的处置是在戏弄人性，缺少“我们称为人道的美德”。但他同时也狠狠地批评了现代欧洲势力在殖民地的不人道做法。他对自爱（self-love）[4]的分析具有一种反基督教的意味，但也有一种特别现代的意味，他的另一个主张，即人民为自己争取至上权力的最合法的基础就在于其自保的权利，也可作如是观。但是，尽管他有这少许保留，钟情于后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人道主义和凌越于这个帝国主义城邦之上的技术和政治可能性——只是在《论法的精神》里，他才允许这些保留以胜利的姿态出现—，但是，《罗马盛衰原因论》只能被定性为一座异教共和国罗马的纪念碑。然而，它也隐然是一座马基雅维利的现代精神（genius）的纪念碑，他是第一个敢于提出对罗马人的伟大的正确理解并为之辩护的哲人。
06
六
这部作品既不是给孟德斯鸠所处时代的公开的实践建议，更不是公开的理论反思，它的表层，无论是就实质还是形式而言，更接近历史和一种有限的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它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不是激发政治改革，甚至也不是政治参与，而更像是某种远离政治的悲伤的、学者式的隐退。眼见这座“永恒之城”凋零确实令人感到忧郁。沉思“纷纷人事的景象”令人感到忧郁，从中可以看到，罗马人的共和美德无情地导向皇帝的僭政。看到罗马的伟大沦为希腊的腐化，意识到上界的任何力量都不理会一切人事之生灭，从而不再抱有宇宙论和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同样令人感到忧郁。
Ancient Greek ruins 古希腊遗址
尽管如此，在其历史的表层下，经历幻灭之后，可以明显察觉到《罗马盛衰原因论》复活了一种政治生活的构想，它既是异教的也是共和主义的，而不是基督教和君主制的，它钦慕古代美德而不是基督教美德、共和国的平等而不是君主国的不平等、共和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君主国的荣誉，它赞许以罗马为楷模的帝国主义。由此我们可以在作品中辨识出一种想要获得理论效果和实践效果的努力：理论效果，是通过（虽然是间接地）教给人们政治上的伟大的真正标准，以及政治事物的性质来获得；实践效果，是通过让头脑与心灵做好准备，一旦时机到来，就以古人的作风行动来获得。但严格说来，孟德斯鸠通过这双重影响要提出的内涵，依然不太清楚。他从未公开地指出，复辟[5]的现实可能性在何处，或者会变成怎样。可以肯定的是，他对现代社会最详尽的评论表面上是在说明，新的沟通技术和商业使得反对君主的革命阴谋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地降低。然而奇怪的是，他对阴谋的委婉称呼是“伟大的冒险事业”（great enterprises），他略而不谈现代武器（如枪支和炸弹）的影响，他还引导读者仅从不同国家确立的先例这一角度，来看待统治者的神圣性。因此，这部作品虽带有“纯历史”的色彩，但是产生一种效果，即鼓励读者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生出一种有欠谨慎的蔑视之情，激起无根据或过度的希望。总之，那种部分以罗马为模型、日后在法国大革命中以狂暴的形象出现的激进、世俗的共和主义，也许在这里已经埋下最初的种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孟德斯鸠有意使《论法的精神》里的共和主义显得审慎得多，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它使得现代君主制的可能性增加了；它描绘了一个成功的共和国必备的特定条件；它激烈地批评了共和帝国主义；它推出一个优于古代共和国本身的现代选择（英格兰）。尽管如此，由于《罗马盛衰原因论》的夺目光芒相对冒失地集中在一处，较之孟德斯鸠的其他作品，它更能揭示他的思想中的马基雅维利的基础，并使公众做好准备，以便迎接他日后的革新。
今天，对于我们这些身在西方的人来说，这项罗马研究有一种特殊的功用。西方社会是首先由洛克以理性的方式构思出来，之后由孟德斯鸠本人进行精细阐述的现代代议制共和国的活生生的化身。这个大胆的准英格兰式共和国不是建立在美德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由和商业之上，更强调私人生活而不是共同体的团结。孟德斯鸠刻画的罗马使我们忆起这类共和国之外的伟大选择之一，并使我们看到这类共和国最欠缺和不具备的某些品质，其中包括道德正直，一般而言，还有一些更严酷的美德；对公共福利的奉献精神；征服外敌的意志与能力。不过《罗马盛衰原因论》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敦促我们留意分隔开古典、基督教和现代思想的那些巨大争论——这些争论是孟德斯鸠最念念不忘的，但我们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孟德斯鸠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原则为背景，描画出古代的政治实践，这种做法尤其迫使我们去重新检讨替代这种结合的原初选择：古典政治哲学。至关重要的是，它激励我们去模仿作者和那些与他一样在寻求人事的全部真相的人，他们并没有丢掉生死攸关的问题，惟有那些因自负而丧失了行动能力的人，才会对他们发出的声音无动于衷。
注释
[1] [译按]《罗马盛衰原因论》（Conside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ecadence），若按法文直译，则为“思考罗马人伟大和衰落的诸种原因”。
[2] [译注] 这里说的“人民”（people）是与贵族相对的“平民”（plebs），下同。
[3] [译注] 帕斯卡尔。
[4] [译注] 洛文塔尔以self-love对译孟德斯鸠的amour-propre。
[5] [译注] 指恢复罗马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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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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